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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问题研究
日期:2016-07-05

摘要

国有企业如今已经成为了腐败的高发区、重灾区,尤其是深化改革后的国有企业所带来的企业经营者腐败现象不容忽视。对国有企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文结合国有企业腐败现状、反腐败理论以及当前反腐败的措施,分析国有企业经营者腐败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国有企业管理中腐败的措施和对策。

本文分成七个章节叙述:

第一章为前言部分,主要介绍问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综述、提出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框架及创新点。

第二章是反腐败问题的理论研究,对腐败和反腐败概念进行综述,对反腐败理论中的自利人理论和寻租理论进行归纳研究,并对当前我国反腐败法律法规演变进行了阐述,为下文的研究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三章对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现状进行分析,对国有企业管理过程中的腐败现状、腐败特点、腐败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总结了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特殊性和发展趋势。

第四章对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问题产生原因进行研究,从外因和内因两个角度进行,指出外因有转型期经济体制的缺陷、治理结构不合理、监督弱化、法制不健全、打击力度有限、收入贡献不成比例六个方面。内因为管理者作为腐败行为的载体导致腐败的因素有对国有企业改革内涵认识不清、价值观的扭曲、个人思想的腐化堕落。

第五章是对国有企业现行反腐败措施效果的进行评析,从预防腐败、制度管理结构、运动式反腐三个方面对现行反腐措施的成效和局限性进行了研究,为下文的对策措施研究做了铺垫。

第六章在上述国有企业反腐败现状、原因和现有手段的研究基础上,参考国外企业反腐败措施,提出要在建立约束机制、改善激励因素、完善惩戒机制三方面加强反腐败。并且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构建监督机制、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激励体系和全方位加大反腐败力度。

最后一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论文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关键词: 国有企业; 腐败; 管理; 对策

 

Abstrac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now become a high incidence of corruption , the hardest hit , especially aft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bring business owners corruption can not be ignored .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corruption issues exist in the process , we must pay serious attention . In this paper, the statu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in the current theory and anti-corruption ,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managers analyze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nd to propose solutions to th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corruption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describe :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preface , describes the meaning of the background issues ,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 this paper put forward ideas , methods , frameworks and innovation .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anti-corruption,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concepts were reviewed , the theory of anti-corruption and rent-seeking theory of human self-interest theory summarized research , and the current evolution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described , did a study for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

Chapter III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rrup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rrup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ocess , characterized by corruption , corruption trends study summari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 .

Chapter IV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management to study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 external factors have pointed out flaws in transition economy,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irrational, supervision weakening the rule of law is not perfect, limited crackdown revenue contribution disproportionate six aspects . Because the managers of corruption within the carrier as factors leading to corruption reforms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distorted values , corruption of individual thought.

The fifth chapter is carried Comment on the effect of the existing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economic means , reputation means controls and administrative promotion of existing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in four areas of the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 measures of countermeasures is below do the groundwork .

Chapter Six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study based on the above situation, the causes and the existing anti-corruption instruments , the reference to foreign corporate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 we need to strengthen anti-corrup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binding mechanisms to improve incentives , improve three aspects of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 And proposed appropriate safeguards is to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build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establish incentive systems and a full range of competitive intensify anti-corruption efforts.

The final chapter summarizes the full text of the proposed deficiency and Prospects thesis.

 

Key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rruption;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第一章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透明国际是国际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反腐败国际组织,其公布的调查报告都极具权威性。根据其公布的《2011年全球清廉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排名位居全球180个被调查国家的第75位。透明国际的调查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清廉指数在2.5-5之间,在满分为10分的计分制,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或地区的区间内。清廉指数反映的是商界、学界、风险定量分析专业人员对全球腐败状况的计量与感受,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反馈指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不断转变和深化改革,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剧变,大量的权钱交易藏匿着巨大的腐败风险。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深恶痛绝的话题,也成为了制约中国政治、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人们对腐败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腐败行为也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沉重。自从建党开始,党对腐败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十八大以来,腐败问题更得到了关注,厅级以上干部因腐败被“双规”的情况越来越多,说明在反腐战线上的硕果累累,反腐败为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保障。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而且管理体系中存在着一些盲区和误区,成为了转型阶段腐败问题的深水区与重灾区。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渐进式的,最初是通过“放权让利”的形式将传统计划体制的管理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接着将“经营权与管理权分离”逐步打造出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而产权制度、市场机制、经营制度等的配套改革同步进行。尽管历经了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国有企业逐渐适应了市场竞争的体系,但与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相比,管理上仍然有自身不足之处。其中,腐败问题就是广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国有企业所经营的业务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人民的生活安康,一旦出现高管腐败,程度严重、影响巨大、损失惨重。因此,对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独特性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性,对于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独创性、针对性、挑战性。因此,选择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管理层激励问题,尤其是以某一个具体国有企业为例进行反腐败战略的机制设计等研究,既是对前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有企业反腐败管理和治理理论的丰富,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同时探讨中央企业经营者道德风险的内容、成因、预警机制以及防范措施,有利于指导实际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述评

1.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反腐败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体系,廉价政府理论、国体理论、国家廉价体系理论是国外比较成熟的研究反腐败的理论。

1)廉价政府理论

廉价政府理论是通过政府自身的建设,达到廉洁高效的目的,本身就有深刻的反腐败涵义。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洛克(1964年),他指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政府的运营依赖于巨大的经费支出,享受他保护的人都应当支出一部分费用来维持政府。

美国联邦党人在《联邦党人文集》也表达了这种思想,指出建立联合的邦联国家,通过集中减少了国防开支、减少公务员的薪酬、消除商业壁垒,确保政治经济的繁荣,确保廉价政府的实现。

马克思则从反腐的角度谈到了廉价政府,指出廉价政府的指导思想就是反腐败指导思想,廉价政府要求公开、合理、节俭、效率等原则,正是反腐败所倡导的。其次,廉价政府的行为也是反腐败的现实依据,廉价政府主要是针对政府官员提出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正面的规范约束。最后,廉价政府是反腐败的目标,要用最小的资源来追求最大的政治目的,只有官员将行政资源控制在最大合理范围和最小消耗内,腐败就可以被避免。

2)国体理论

马克思对国体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国家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需要一种能够驾驭在社会之上的力量,便是国家。而关于反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腐败是因为私有制基础上的官僚所聚集形成的,私有制下追求物质富有成为价值取向,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私有制代表的资本家所统治,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国家管理层中,这就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下的官僚阶层的剖析指出,官僚是个利益集团,既对原有资本保护还希望获得更高的资本报酬。而无产阶级就可以打破这些官僚机构与国家机器,废除这些特权,也就不会因为官僚政治造成了权力滥用、腐败横行的情况。

3)国家廉政体系

国家廉政体制指的是通过建立完整的廉政制度来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的发生,一个国家要反腐就要从多角度多管齐下,而不是仅仅进行事前预防、事后惩罚。

透明国际提出了反腐败根本就是健全这个廉政体系,将腐败行为“低风险、高回报”演变成为“高风险、低回报”,使得政府对腐败的认识更加客观和直接。

4)国外企业反腐研究

国外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反腐败的研究,这和西方国家的私有制有关。反腐败更多的是针对公共服务的角度,而针对企业角度的反腐败更多的是从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的优化与完善中进行。

美国学者艾克曼(2000)在《腐败与公司》一书中指出,腐败总是与权力运行相伴而生,腐败的滋生往往和犯罪分子提供管理职权、为公司提供管理服务的过程中产生,“零容忍”的反腐败主张虽合理但难以完全实现。控制腐败要约束公司高管的决定权、减少获取私人利益的机会,减少腐败动机和提高腐败成本。

新西兰学者杰瑞米.波普(2003)在其著作《制约腐败》中指出,当前企业的腐败情况更加的复杂隐蔽,很多腐败分子通过期权化,假借权力与转让权力,通过洗钱等手段实现对财富的窃取与掠夺。企业的腐败越来越复杂,反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

2.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于反腐败的研究主要有现象研究、成因研究、对策研究。

1)现象研究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腐败行为有着绝对权力腐败猖獗、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灰色腐败”危险倾向日益显现三大特点。绝对权力腐败在学者刘鑫、朱启友(2010)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一文中根据统计指出,企业的党政一把手违规案件占据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仅仅20072010年间,就有36名大中型国企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因为腐败而落马。腐败手段更加隐蔽表现在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手段转移赃款,送子女配偶出国,非法洗钱,海外定居,自身外逃等各种方式。与传统手段相比,这些方法更加的复杂隐蔽和难以捉摸。灰色腐败也日益显现,例如很多国企每到年末都要到北京的部委拜访以争取更多的财税优惠政策,这是国有企业腐败的新趋势。

2)成因研究

我国国有企业的腐败成因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滥用权力导致腐败膨胀。刘鑫、朱启友(2010)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权力的强制支配、任意扩张特点与人性的弱点结合,必然会诱惑人们的贪欲扩张,进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

二是官员的经济理性诱惑腐败。何增科等(2008)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一书中指出,当前的经济制度无法为国有企业的领导提供合法获取合理收入的途径,使得领导利用权力追求利益成了很多人铤而走险的选择。

三是监督失位。国有企业领导权力一般都高度集中,导致监督不到位,另外对于腐败惩罚过于宽松也容易导致执法不严助长腐败。

四是道德缺失。樊浩(2009)在《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一文中指出,社会转型期内,新的社会价值观尚未形成,社会的价值观念出现真空和错位,导致腐败成了权力拥有者的诱惑之一。

3)对策研究

无论何种组织,如果不对腐败控制,必然导致组织最终的合法性丧失。因此,如何选择适合的反腐败对策,属于国有企业反对腐败的策略问题。

第一,对腐败零容忍。有的专家主张对腐败起刑点提高,有的主张一有腐败就要入刑,还有的专家主张集体入刑。

第二,全面反腐与重点反腐相结合的方式。何增科(2007)在《建立中国国家廉政体系——反腐倡廉体系》一文指出,由于腐败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综合因素作用,反腐败的措施也要相应的多管齐下。考虑到反腐败的制度成本,应当在有限的反腐力量下,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进行对症下药、重点治理。

第三,制度反腐与权力反腐。权力反腐依靠的是上级查处下级,而制度反腐依靠的是一套分制、限制、监督和公开权力的制度来控制,与权力反腐相比,制度反腐更加的先进,富有法理、权威、稳定和长期的特点。

第四,道德感化与法律惩治。有的学者提出要做好价值观教育和廉洁教育,通过道德感化的方式来抑制腐败,还有的学者提出“乱世用重典”,主张刑法加大打击腐败力度。笔者认为,应当通过打防结合的方式,提高腐败风险和成本来抑制腐败产生,另外在日常工作中要通过多渠道的教育感化。只有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才能够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

第五,体制内外平衡策略。对于国有企业腐败的监督既要有内部体系的监督,还要有外部体系自然人的监督。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平等性、私密性和公开性将更有助于体制外部的自然人对腐败行为的监督。

3.研究述评

我国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转型阶段,理论研究的领域、方法逐渐完善和深化。与国外研究成果相比,我国国有企业腐败程度如何,是因为领导原因、伦理道德,或者是体制性、制度性的腐败,值得我们的深思。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腐败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新形势下的国有企业反腐败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更值得我们的深入研究。本文认为,研究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能囿于某些传统观念,而应根据反腐败新形势,结合国有企业的特点,积极探讨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精确、能有效控制腐败的体系。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1.研究思路

企业管理中的腐败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被视为一个纯粹的激励问题。但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业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并不能完全基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尽管我国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改革以促进政企职责分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现实中,在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约束的前提下,国有企业管理层实现了对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的控制。在此情况下,仅仅依据寻租理论是难以解释、分析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问题的。因此,本文将在相关反腐败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考察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手段与预防腐败效果;为了使得本文的研究更具操作性与可借鉴性,本文将以当前国有企业反腐现状为例,探讨国有企业如何实施反腐败战略以及具体措施。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对国内外企业、政府领域的反腐学术成果与理论进行梳理,为本文的研究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据。其次,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研究,从现状、成因和特殊性上进行分析研究。再次,对当前国有企业反腐手段进行评析,主要从经济手段、组织手段与制度手段三个角度切入。最后,对当前国有企业反腐败的对策措施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国外企业反腐手段进行探究,总结适合我国国有企业反腐的对策,并提出保障措施。

2.研究方法

在一项具体的研究活动中,研究方法的选择除了受研究者主观偏好和习惯的影响外,主要取决于研究的主题和研究目的。根据本文的研究特点,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总体上采取了实证分析法、访谈法、数据分析方法、资料文献法、社会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实证分析法:以国有企业反腐败现状作为基础,通过事例和经验等结合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进行推理说明。

访谈法:对国有企业管理层、中层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根据不同职位的干部、不同经历、不同年限采用不同的主题进行访问,获得一手资料,从定性的角度了解国有企业反腐败现状。

资料文献法:针对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搜集国内外有关反腐败理论的文献资料,初步形成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进一步梳理这些文献资料,结合相关的理论探索,提炼升华,达到研究的目的。

社会调查研究法:搜集国有企业内外部的各种信息,对所调查研究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

3.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框架整理如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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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框架图

第四节 本研究的创新点

本文的研究是在新形势下对国有企业反腐败进行分析研究,可以说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研究,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创新:

第一,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现状下,国有企业面临转型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而这方面的反腐败研究较少,通过研究能够丰富当前的理论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当前对政府、事业单位这些社会组织的反腐败研究较多,而对于盈利性企业诸如国有企业、公司的反腐败措施研究不多。如何才能够研究出一套针对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反腐败体系,并运用到现实工作的研究也不多。通过研究,能够为当前国有企业反腐败提供一定的理论方法与工具。

第三,本文希望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知识来研究国有企业反腐败策略,希望通过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寻求理论的突破与亮点。


第二章 腐败问题究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腐败与反腐败的概念

腐败一词原意为事物的腐烂、变质,早在《汉书.食货志》上就记载着“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解释为败坏、腐烂、堕落的意思。牛津大辞典对腐败的解释是:“指从原来纯洁的状态中发生的堕落 ”。随着语义语境的变化,现在逐渐指向人们的道德、社会风气的范畴,指道德行为与风气的败坏,在经济、政治生活中,根据不同的角度又能够衍生出许多腐败的解释和定义。从西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几种观点:

第一,从公共职位角度进行解释。白利认为,腐败和贿赂息息相关,从职位角度来看指的是用非合法、不正当的使用权力获得利益,既可能是金钱、资源或者某种特权。麦克米兰则指腐败为公职人员收受具有某种价值的物质并做了超越他职位范畴的事情,或者出于某种目的进行了合法掩饰,这种情况就属于腐败。

第二,从市场中心角度进行阐述。克拉佛伦指出,不成熟的市场机制下,官员的腐败会将其公共职位当成一种经营手段,通过这个职位的特权谋求经营上的便利。腐败便是通过这种特权经营获得的成果,尤其是价格管制转向自由市场过程中,因为供需不平衡导致的腐败更甚。

第三,从公共利益角度进行的定义。费雷德里希指出,无论什么情况下,某种项目的掌权者受到各种方式的诱惑,做出损害公共利益而有益于出资人的行为,就是一种腐败。蔡登认为,腐败是一种超范围的权力应用,并因此谋取私利的一种行为方式。

第四,从寻租角度出发。寻租指的是通过权力谋取利益、获得或者维持现有利益。寻租角度对腐败进行定义,就是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下,通过权力获得更多利益。

第五,从权力中心角度出发。英国学者阿克顿对腐败的定义是从权力角度进行解释的,权力会不断引诱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腐败的极致。

国内学者也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实际情况中归纳总结了腐败的一些观点:

第一,腐败的表现是滥用公共权力。有的学者指出腐败可以简单化定义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通过对权力的非正常运用,谋取小集团的利益。赵立波认为:腐败的本质是将公共权力作为自身资本,通过以背离公共利益的行为,为私己谋取各种利益,简而言之就是以权谋私。

第二,腐败指权钱交易,腐败就是将公共权力演变为私有权利,本质上就是用权力去换取金钱。

第三,还有的学者从狭义和广义角度对腐败进行定义。王沪宁指出,狭义的腐败是用公共权力来实现个人、利益集团的目标;广义的腐败指的是政府治理的失败,不一定有人从中获利,但是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

反腐败的研究也很多,结合本文的研究实际,我们主要从国内学者对反腐败概念性质的研究出发。

反腐败的定义指的是在公共管理、工商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指导、规范、监督各种腐败行为,抑制可能出现的腐败因素的一种行为。反腐败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管理中主要起到了指导日常管理、规范人员行为、促进腐败预防的作用。从我国的反腐败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政治运动反腐败,建国以来,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其中很多时候是以针对腐败所采取的以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进行的反腐败。

第二,组织反腐败,指的是在权力范围内,通过组织内外资源的整合,对组织内部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进行的一种治理。例如“双规”、“预防腐败”、“反腐倡廉”就是组织反腐败常见的形式。

第三,制度反腐败,指的是通过一些原则的规范制约来监督权力的行驶,并惩治腐败行为。主要通过机关、组织或者个人进行制度设计,制定相关的政策、规则、法规法律作为执行依据,根据规则建立运行机制。

第四,法治反腐败,是按照法治原则,依据法定程序进行腐败的治理。法治反腐败模式包括了反腐观念、法律体系、反腐机构、法律秩序四个重要的执行因素。

通过上述国内外学者对腐败、反腐败的文献研究,我们发现,要准确、统一地对腐败做出一个定义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于腐败、反腐败的界定中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首先,腐败的主体都是拥有一定权力的部门或者个人;其次,腐败行为是滥用权力;再次,腐败目的是为了谋取私利;最后,腐败的结果必然是损害公共利益。所以,结合当前国有企业的现状,对于本文所研究的腐败应该是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公职人员合谋、自谋,通过违反相关法律规范,滥用权力为己为私谋取利益而损害公众权益的行为。

相对于腐败,反腐败也有相应的概念和定义,结合本文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上对其进行界定。广义反腐败指的是对国有企业、党政机关相关人员不合乎经营、治理目的的行为的约束、限制、治理的过程。狭义的反腐败指的是法律法规相关条文制定的,反腐机构针对相关职位人员以权谋私行为的防治、预防、打击的过程。

第二节 腐败问题相关的理论基础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自利人理论、寻租理论。

自利人理论历经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两大阶段。

古典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研究最早见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他提出的要点是:一、人都是利己的,这是本性。即人终其一生都是为自己利益而行动,都在追求财富、地位,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大部分都认为增加财富可以带来地位的上升,而地位的上升又为财富的获取提供了便利。二、自利人是理性的,都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和精力能力有限性又是相互矛盾的。如何通过有限能力精力满足多种多样的需求,必然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三、自利人经营活动最终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自利人本性意味着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要积极参与经营活动,生产更多产品。当每个人都这样努力下,社会财富就会得到极大的丰富,最终实现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提高。四、自利人具有道德性。亚当斯密认为道德不会与经济对立,作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们,不会反对道德建立,反而会维护道德建立,因为健全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助于维护人们现有利益。

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做了进一步的抽象与理想化,其要点是:一、经济人天然自利本性,作为经济主体的人最终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为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行为做出的解释提供了一个逻辑基础。二、在实现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的思路。三、消费者纳入到经济人范畴中,使得经济学的研究从单纯的财富积累转向了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实现上,为市场交换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

人性假设说为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会有与时代元素脱节的现象,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人的精神不是简单的科学法则、物质世界就能够控制的,这仅仅是一种分析范畴。人性假设还具有非现实性,人性复杂,意味着不是经济学的假设就可以研究。尽管有局限性,但还是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必要的处理范式。

人性假设说运用到本文研究的国有企业领导员工中,也可以进行解释。国有企业领导、员工的素质普遍较高,具有高文化素质、良好道德准则的特点,但是还是具有腐败高发易发的特征。从具体的案例中看,内因往往是对经济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外因是监督的缺失、制度的漏洞。人性假设说恰好可以解释这种原因,即人是要追求私利的,又有追求公益的一面,两面追求存在于一个个体中;当追求私利超过追求公益时,就会铤而走险;当表现出尽职尽责、追求公益意愿时,则主动追求法律法规。外因的不同会促使个体的变化而导致其行为的外显。

寻租理论思想的最早渊源是1967年戈登·图洛克在《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中的观点,他指出完全竞争理论对偏离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估计不足,因为税收、费用、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超过了完全竞争带来的浪费。具体原因是在竞争过程中人们会通过各种正当或者不正当的竞争来疏通垄断局面,获得更多收入,实现寻租。

图洛克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在垄断范畴的寻租中,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垄断特权的实体。后来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他认为,寻租包括为了取得额外的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而购买者并不是经营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图的是额外利润。通常诸如争取政府订货、政府采购而市场经营者进行的疏通就属于典型的寻租活动。

寻租的概念则是由克鲁格1974年他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来,她的观点在图洛克的观点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并估算了垄断配额带来的损失。该文认为,人们竞相争夺相应的许可,为了获得垄断权付出了一定的租金,这对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活动来说是一个损失,应当予以考虑。

寻租概念的提出后,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并运用到了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各个领域中。经济学领域内,寻租理论引入了政府经营因素,指出政府在日常管理中,为了维持某些公共秩序,有意无意、主动或者被迫进行资源的调剂,这些影响导致出现额外收益,而且引起了寻租活动。这种活动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活动截然不同,政府的寻租活动将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而市场经济的活动有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寻租理论的提出与腐败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寻租理论的分析,最早的初衷是要计算在寻租下,社会资源被造成了什么样程度的浪费。最重要的意义指的是政府行为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上的无效浪费。

但是,寻租的分析往往和权力分不开,资源的非合理配置往往因为权力因素的作祟和以权谋私相关,所以寻租理论在学界经常被用来分析腐败,据此提出反腐败的方式方法和工具。从这个角度分析腐败,更容易量化,也比较具有操作性。当然,腐败和寻租并非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寻租理论有利于我们认识政府行为和腐败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对腐败提出自己的原因分析和对策举措:

第一,根据寻租理论,政府干预经济,会扭曲资源价格,形成政府保障下的垄断市场,通过垄断实现了额外利润,而这些利润就意味着腐败的来源。遏制腐败,就要通过制度优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只有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将私营物品服务交给企业处理,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将会是最有效的反腐败方法。简政放权,取消各种经营壁垒,限制垄断,促进自由竞争,将有效减少寻租活动的出现。

第二,市场不健全、管制放不开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的租金很难以通过管制而减少。必须通过相应的机制来消散这部分的租金,要尽可能引入公开化的操作机制,用市场分配替代政府分配。例如可以用拍卖、招投标、要素交易市场等方式,杜绝某些部门的垄断,另外要斩断租金收入转私人部门的黑手,做好租金收入来源的监控。

第三,健全人事制度,通过加剧官员任职的竞争强化相互监督,建立官员的行政问责机制,减少官员、人事腐败。

第四,寻租理论只是一般性的理论分析,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简单运用理论进行解释。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必须进行具体研究,在大量具体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解决寻租活动的办法。以石油配额作为案例,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是不允许自由经营原油加工炼化等业务,需要通过许可证和配额获得经营许可,这种制度在政治上是缺乏支持率的,在经济上是不利于资源配置的,是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通过寻租理论可以分析在配额制度下有多少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并分析资源配置造成了多少的损失,潜在的腐败量会有多少,如何抑制腐败。一旦对这些因素有了清晰的认识,虽然不一定能够成功解决石油配给带来的市场效率低下问题,但是有助于我们了解潜在的腐败危机,提升政府的应对能力。

第三节  我国现行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及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通过政治运动和组织活动来反腐倡廉的方式走入历史,反腐倡廉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不搞运动”,反腐败只能选择民主的方式,通过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的法治之路,用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进行反腐败斗争的思想。反腐倡廉将更加地依靠法制建设,邓小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制不健全”是腐败现象的根源。并且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坚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反腐败,通过各种专项打击活动和修正《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一批法律法规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开展各项法治反腐活动。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完善了反腐体系,探索新时代下的反腐方式方法。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从初期的转型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3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法制。”多次重申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制定了《行政监察法》、《行政处罚法》等系列确保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同年,中纪委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四条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5年颁布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明确对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礼品收受规范。19973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详尽规范了廉洁从政的要求,明确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相关规定与规范。199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2000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2001年,中纪委颁布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接受和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处分规定》。2002年,党的十六大关于反腐败倡廉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反对和防止腐败。2004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2005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到了党的十七大,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强调惩治腐败要注重标本兼治,强调预防,重视制度,出台了一系列的预防腐败配套法案,诸如《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招标投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等,制订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标志着反腐败的制度化、规范化、细节化。2006年,中共中央制订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2007年颁布《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2009年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严禁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利用职权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以及损害企业权益等行为;制定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本人收入,本人及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房产、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并制定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先后颁布和修订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抓好领导干部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中国各地区各部门也制定了与反腐败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完善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到了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领导班子在反腐倡廉方面更是令人耳目一新。201212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深入基层调研、精简会议改进会风、精简文件改进文风、规范出访、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布、厉行节约。随后又提出了六项禁令,即严禁用公款走访送礼宴请、严禁向上级赠送土特产、严禁收受礼金、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严禁超标准接待、严禁参与赌博活动的六项禁令。在2013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通过种种措施,将反腐败斗争推向了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倡廉相关的法律法规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的深化、细化和系统化。法律法规已经形成体系,规章制度业不断完善和成熟。罪名不断增加,犯罪对象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扩展,定罪范围从收受贿赂一直发展到财产来源、生活作风等范围。充分体现出从过去的政治运动反腐、组织反腐逐渐向更为规范化的法治化反腐。


第三章 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现状分析

第一节 国有企业管理中腐败问题的现状

1.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所依据的国有企业腐败案例库,统计覆盖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正义网、检察日报、百度新闻上的“中央巡视组”相关新闻等。在调查过程中,因为党政机关、权力机关所办理的很多腐败案件因为案情需要没有完全公开,要实现完整的数据资料统计分析难免有失偏颇。为了确保研究数据指标的完整准确,本文选择了已经公开宣判的国有企业领域内的腐败案件,这些案件案情公开程度高,是研究的最佳选择。经过本文的统计汇总,排除数据不全的案例,筛选出数据来源完整、发生地清晰、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被公开宣判、案件数据明确、判决生效执行的案件,共352例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

2.数据分析

1)国有企业领域腐败主体级别

统计过程中,将涉案的领导划分为副科级以下、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厅级、正厅级、副部级、正部级、正部级以上十个级别,根据案例库的统计结果,分布如下图:

1 国有企业领域腐败涉案领导级别分布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最低的副科级以下到最高的正部级以上的腐败级别分类,基本呈现出一种正态分布,正处级的领导人数最多。通过这张图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中等级别官员的腐败发案率较高。但是,因为科级以下的领导发案被曝光的可能性比较小、严重性也会因为其所拥有的权力偏弱,所以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科级以下领导的违纪事件不多并不代表着实际案件数量会更少,这点反映出了我国基层信息公开力度不足的特点。

2)国有企业领域腐败行业分布

2 国有企业领域腐败行业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房地产、金融、制造业是行为高发的三大行业,占到了66%。其中我们发现,房地产、金融是腐败行为的高发区域,以为内房地产金融领域内的企业领导掌控者土地资源、贷款审批权限、工程采购权力等,这些资源与权力息息相关。制造业也属于腐败行为较多的行业,主要因素是制造业企业的基数较大,造成了其腐败的绝对数也偏高。因此,通过行业统计,本文发现国有企业腐败领域的治理应该要分清轻重缓急、注重重点领域。

3)腐败领域案件年份统计

3 国有企业领域腐败作案开始年份

图中反映的是开始作案的年份,案例库对352个个案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发现最早的案件始于1986年开始作案。从图中可以看出,自1989年之后,国有企业腐败分子作案数量呈现上升趋势,高发期在1998年到2006年之间,这个阶段恰好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而近几年的作案数量呈现减少的态势,说明我国对于国有企业领域的腐败打击力度加大、加上受到查处过程尚未曝光的情况,使得近几年的腐败作案数量较少。

4 国有企业领域腐败作案案发年份

可以从图中看到,案发时间随着事件推移呈现递增态势,尤其是从2001年之后,案发数量密切攀升,2013年更是达到了顶峰,这和我国现阶段开展的腐败治理工作密切相关。尤其是2013年,党中央提出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口号,执行中央巡视组制度,实现了对腐败进行高压治理的局面,一大批大案要案浮出水面。

5 国有企业领域腐败案件潜伏期

从统计结果来看,基本属于一个正态分布情况,最短的潜伏期是一年,最高的达到了18年。潜伏期主要集中在3-12年阶段,说明国有企业领域的腐败案件普遍处于一种较长潜伏期的状态,这也会加大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而且腐败行为越长,查处难度越大,一方面可能会超过追溯时限,另一方面证据难以获取。所以如果刑事案件长期不被发现,可能会使得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从目前查处案件的特点来看,多数案件并没有超过追诉期,主要原因在于腐败行为是具有持续性的,若干年的腐败未被查处必然会使得腐败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被法律所制裁。从贪腐行为来看,最初涉案金额往往很小,长时间的安然无恙导致腐败分子的贪欲越来越大,腐败时间越长,最终的涉案金额必然越惊人。

4)国有企业领域腐败案件查处情况分布

 

 

 

 

 

 

 

 

6 国有企业领域腐败案件查处情况分布

需要说明的是,腐败分子被查处的时候往往是数罪并罚,本文统计的是腐败分子被查处时最为主要的罪名。从统计来看,受贿、贪污、挪用公款位居前三,说明国有企业腐败案例大多与国有财产流失密切相关。另外,还有诈骗、杀人、私藏枪支等恶性案件的发生,说明国有企业腐败领域的犯罪还存在着恶性的刑事案件,尽管数量较少,但是要引起高度重视。

7 国有企业领域腐败涉案金额的案件数

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领域腐败所涉的金额大多几种在10万到1000万之间,普遍涉案金额呈现较高的态势,说明国有企业领域内的腐败严重性。

8 国有企业领域腐败生效的刑罚分布图

从所判处的刑罚来看,5-20年的刑罚较多。国有企业领域内的腐败案件审判量刑过程中,审判机关进行裁判时往往按照涉案金额进行判断,由于多数案件属于贪腐型犯罪,侵犯到的是国家财产权,破坏的是国家经济管理秩序。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一般不考虑案件产生的诸如破坏国家形象、政府公信力等的后果,这与其他犯罪类型有所不同,办案的关键在于涉案金额的认定与判断。

第二节 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问题的现状表述

通过上述的现状调查,我们对国有企业管理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进行了量化的把握。当前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主要表现在自卖自买、资产贱卖、审计不实、暗箱操作等问题,尤其在资产处理、破产关闭、股权转让、清理欠款等问题上的漏洞较多,若不加大监管力度,极易造成国有资产的大幅流失造成严重损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过去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混乱,账目不清、债务登记不清、资产登记不明,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肆侵吞国有资产,造成资产流失。比较典型的案例有2013年安徽省宿州市大运股份公司董事长赵某利用职务之前,虚假联营、做假账、报坏账等手段贪污公款400多万元,造成了国有资产9800万的巨大损失,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

其次,申报登记核销金额的虚报惊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财务人员通过窝案、集体作案,将很大一部分债务不清的欠款列入坏账。通过账目调整、会计科目合并进行国有资产的调减、减值,造成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近期的中石油腐败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特点,涉案人员大多为部门一把手,并且“拔出萝卜带出泥”,涉案的还包括了相关要害部门的负责人。新疆第三建筑公司原总经理马敬增受贿案牵出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规划计划处原副处长夏绍柳等11人涉案;中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一建公司原总经理顾满林一案,引出了一建公司原副总经理付红雁等41人涉嫌贪污贿赂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损失。近年来国有企业腐败分子以权力为幌子、内外勾结、集体作案,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监督不到位就容易出现集体腐败。

其三,违规操作很多。贱价出售资产,或者不按照规定程序申报,将设备、机器、土地租借给外部企业使用。有些管理人员利用国有企业资产进行私下经商,利用资源暗中牟利,甚至恶意串通、低估资产价值。

其四,国企腐败渗入官场。尽管国有企业腐败案频频被处理,但是处理的难度和阻力依然很大,有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于反腐败查处的干预是一个因素。高级别官员出于国有企业规模巨大,为国家上缴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与税收,对官员的业绩有帮助,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旦国有企业出现问题会对官员的政绩造成影响。还有的国有企业对官员进行利益输送,安排官员担任国有企业的要害职位,加大了整治国有企业腐败的难度。诸如石油系统、电力系统、通信系统内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地区、中央的人大代表,部门领导人也都与地方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官商结合是国有企业反腐的又一大阻力。

第三节 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特殊性

随着反腐倡廉活动的持续开展,打击反腐的力度不断加大,国有企业管理中存在的腐败愈加的趋于隐蔽,国有企业腐败表现在“高智商”和严重性的特点,具体而言有以下的特点:

1)首先,犯罪主体具有职位高、学历高、共犯多的特点。

职位高,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犯罪主体的主谋一般都是一把手,这和国有企业职务主体是受委派经营管理的国资委人员与上级主管领导,在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往往容易造成独揽大权,利用自身掌握的人、财、物等条件,钻违法乱纪的空子。2008-2013年立案查处的案件中,国有企业领导和负责人是犯罪主体的占据84.1%,其中部门一把手占到了52%

学历高表现在近年来最高检察院查处的案件中,大部分涉案人员的学历较高。以2010年上海检察院查处的国有企业大案要案为例,除了1人是中专学历之外,其余均为大专以上学历。这些领导人本身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另外这些领导人长期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打交道,有着丰富的政治人脉和业务关系网络,通过长期的拉拢侵蚀,巩固这张网络强化反侦查能力。这些涉案人员既有“晚节不保”的即将退休领导,又有刚刚进入管理岗位的年轻干部,呈现出了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

共同犯罪居多,表现在近年来随着管理机制的完善,监督制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单靠一个人、几个人掌握的权限难以较为隐蔽的方式侵吞资产,所以共同犯罪成为了很多企业出现的现象。有些国有企业通过分红、内部送股的方式,将受益群体扩大到了公司整体,这加大了调查办案的难度。例如,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原行长田军等8名高管受贿并违法发放贷款一案,集体通过虚构二手房房贷手续、小企业贷款手续,避开了应有的审批手续,里应外合骗贷7.08亿元,给国有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单是靠一个人是难以绕开银行严密的监管流程实施骗贷的。因此,共同犯罪是另一大特点。

2)其次,职务犯罪手段多采用隐瞒、弄虚作假、先分后破、以公养私、内外勾结等形式。

隐瞒就是采用隐匿、作假的手段,将国有财产转化为私人财产,例如将企业的应收账款作为坏账,待企业改组之后,以个人名义追讨债务,化为己有。利用人为方式将盈利作为持平或者负债,将利润伺机侵占,实现贪污。

弄虚作假,就是利用控制权将国有资产进行贱价流失,谋取私利。例如有些领导利用职务之便将原本处于中心地段的企业迁往郊区,出让土地使用权过程中获取回扣。还有的企业领导利用管理监督的不到位,高价购入质量较差的原料从中获利。还有的通过虚构财报,操纵自有企业的上市股票价格,从中非法获利。

先分后破,指的是通过巧立名目的方式,以奖金、补助、购房等形式私分国有资产,掏空国有资产后再将企业破产。

以公养私,指的是国有资产为家族企业或者私人企业进行利益输送。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将企业内部的一些业务外包、合资、联营的方式,为亲朋好友的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将本单位的资源通过较低的代价受让给关系企业。

内外勾结,通过与外部相关的中介机构、关系企业提供虚假信息,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在出售国有资产时,相关中介机构通过提供不真实的评估资料,造成企业资产大幅缩水,再由关系企业以极低价格进行收购实现兼并。

总之国有企业的犯罪中,嫌犯采用的手段多种多样,目的都是希望侵吞国有企业资产,将财产据为己有。他们的犯罪手段非常隐蔽、复杂,而且不断翻新。

3)再次,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后果具有严重性。很多企业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甚至款项无法追回。职务犯罪往往数额巨大,在中国移动的窝案中,十一个高管被查,其中张春江受贿769万元、施万中受贿500万美元,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李向东携带巨款潜逃海外,中移动窝案所造成的损失超过10亿!职务犯罪造成的重大损失,甚至有些资产变为私人财产转移到了海外,根本无法追回,可见其后果的严重性。

第四节 国有企业管理中腐败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发展结合新形势产生了一些新趋势,具体如下:

第一,企业的股权变更、重组兼并,在新老制度交接过程中产生了空缺,是当前犯罪分子利用的主要环节。根据2012年成都市检察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腐败案件大多来自于一些机构的撤并、员工分流,出现了公款私存、账外循环等违规违法行为。

第二,国有企业还出现一些优质资产剥离的情况。有些大中型国有企业上市之后,企业经营者改制后有意将优良资产当做不良资产进行有步骤有条件的低价转让,粉饰财务报表,通过在二级市场上的炒作实现股价的暴涨,随后将良好的资产据为己有,并且将国有企业掏空,由二级市场的散户承担这种损失。

第三,犯罪目的从侵占消费转向非法资本运作。犯罪分子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通过侵占国有资产用于自身一时间的消费,更放眼于长远经营获得的稳定利润。通过资本的非法转移和资本运作实现钱生钱、利生利。有些犯罪分子利用侵占的款项开公司、办厂、参与金融投资、房地产经营等等。

第四,犯罪倾向于智能化、国际化。由于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职务犯罪更加的狡猾和隐蔽,犯罪分子更加趋向于集团作案、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不仅难以发现,而且一旦有风吹草动立马卷款而逃。物华置业公司的季党生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利用公司项目转让的机会,将公司的股权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转移到三个海外分公司中。北京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通过多个公司的法人变更与经营情况进行彻底清查,调取了上百份交易合同和工商注册资料,找了近百人调查取证,最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将这些证据整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将国内资源转移到国外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从这一案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季党生的处心积虑,案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以往。 

 


第四章   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人性假设说为我们很好地解释了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腐败原因,即人是要追求私利的,又有追求公益的一面,两面追求存在于一个个体中;当追求私利超过追求公益时,就会铤而走险;当表现出尽职尽责、追求公益意愿时,则主动追求法律法规。外因的不同会促使个体的变化而导致其行为的外显。而具体的原因表现,只有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发现此类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实现最终打击或预防此类职务犯罪发生的最终目的。深刻分析近年来查办的国有企业腐败案件,笔者归纳这些案件发生的原因既有外部的环境变化,也有国有企业内部的领导人自身管理因素。

第一节 管理外因

1. 转型期经济体制的缺陷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处于严密监管和计划之中。进入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尚未完全打破,新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体制转换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真空和矛盾,也难以避免企业人员的犯罪。另外,市场经济下很多资源配置都依赖金钱,也诱发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这种观念、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变化带给人们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让人们感到了社会的变迁,也让有些人迷失了自我。在这种金钱观的作祟下,加之监管的真空,有些人就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铤而走险,造成的后果和影响都是全方位的。

2.治理结构不合理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将原有计划体制下的企业推向市场进行竞争,与西方工业国家企业发展的脉络有所不同,因而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处于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带来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计划转市场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很多资产的产权不明晰,因此带来治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我国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为了激励管理者,承诺给高薪、用重金,激励体制与西方国家接轨;然而,却没有进行相应的约束机制改革;造成的后果是经营者没有有效约束,公司治理的代理成本大幅上升,失去监管机制的企业必然造成业绩下降。如今我们可以在国内的二三级市场上看到太多大中型国有企业上市两三年沦为亏损严重的股票,而这些企业位居高层管理的工作人员却依然拿着高额的年薪。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治理结构使得很多国有企业的价值丧失,已经不再具有投资价值。

3.监督弱化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属于政府全方位管辖,经过改制之后,国有企业面向市场竞争,原有的全方位管辖弱化成为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计机构进行监管。然而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的人手有限、国有企业管理的幅宽又很大,一旦出现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反馈,尤其是一些细节更是难以一一过问。这种转变下的监督弱化就很难避免,是的少数人和单位的腐败分子有机可乘。很多企业尽管设立了职工代表会、纪委、工会等组织,但是由于牵涉到自身利益往往不敢真正履行监督职能;还有一些企业的党政、经营一把手都是同一个人,监督毫无独立性与权威性;在新的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应变力不强,监督效果有限。

4.法制不健全

市场经济需要依赖法律的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离不开法制的规范运作。而当前我国的民主体制、法制制度都不够成熟,党政经一体化带来的问题诸多。政治权力决定了社会资源的调配,权力集中、以权代法、长官意志的思维根深蒂固。因此,只有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理顺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因素,才能确保市场运行合乎规范,才能有效防范职务犯罪。当前就有很多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大肆进行职务犯罪,游走在法律法规不明确的地带。一方面,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又没有相关配套的法律来约束和制裁这种行为。

5.打击力度有限

当前对贪污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表现在:其一,有案不查、有案难查;其二,保护犯罪分子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混淆。

有案不查、有案难查,表现在国有企业少数管理者藐视法律,存有侥幸心理,尤其是腐败行为的惩治成本过高,使得腐败行为成为一种“高收益、低风险”的行为。很多国有企业腐败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举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使得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和法律上的疏忽、办案机制不够完善、办案过程受到各方干扰、腐败惩治的力度不够,因此,有案不查、有案难查成了当前治理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犯罪分子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混淆使得打击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有些干部对腐败案惩治没有正确的认识,担心因为腐败惩治使得自己的官位不保,不愿意处理。还有的领导干部担心受到牵连,百般阻挠办案,客观上助长了贪污腐败的气焰。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政绩、税收的考虑,担心因此搞垮国有企业。在判决的时候往往网开一面,对职务犯罪大多采取缓刑、拘役的手段。犯罪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极大削弱了法律的威慑性和权威性。

6.收入贡献不成比例

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收入沿用计划体制时代的做法,而要承受当前市场竞争下的经营业绩压力,自身奉献与获得的报酬不成比例。主要表现在激励幅度较低,尽管近年来国有企业引入现代管理制度,适当提高了管理层的工资、奖金,但是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激励手段的短期化,退休前后的待遇差别太大,使得很多领导产生了不平衡的心理。退休前前呼后拥、门庭若市,退休后无人问津、门可罗雀,如此大的落差,使得一些人诱发了投机冒险的心态。

第二节 载体内因

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如果腐败的载体心态不发生变化,那么腐败就不会产生。因此,产生国有企业腐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载体的内因,也就是国有企业管理者自身内部原因造成的腐败,具体有以下几点:

1.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内涵认识不清

当前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改革,很多国有企业领导对此缺乏正确的认识。将国有企业的改制简单等同于将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国退民进,这种认识的偏差使得国有企业领导在经营过程中缺乏良好的愿景,不愿意以发展的眼光进行长期经营,甚至有些领导将国有企业的优质资产通过包装贱价卖出,中饱私囊。

2.价值观扭曲

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很多国有企业干部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有些国有企业干部认为国家政府放权给到干部,就要大胆往前闯,无论是否有禁区;有的干部将国有企业视为是自己致富的一个平台,将资产转为私有、假公济私;还有的干部认为金钱至上、权钱交易,不仅放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做贡献的宗旨,还只想在当前有权的前提下多捞点钱,用企业的钱为自己的仕途铺路。

3.个人思想的腐化堕落

产生腐败的根源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逐渐对个人思想的熏染产生了变化,加之人性的私欲贪欲驱动,就有了犯罪的动机和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强调资源配置、对物质的关注,使得权力、金钱、自我对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道德伦理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物质决定一切、金钱万能说等错误观念误导了很大一批,从而导致个人的迷失、定位的缺失、一味追求物质、引起各种贪腐犯罪的发生。国有企业干部的贪污腐化归根结底是他们位居高位,追求物质,放松对自身要求,沉迷于财、权、位,追求享乐所驱使他们走向犯罪的深渊。而思想观念和法制意识是个人思想是否走向腐化堕落的两大因素。

在思想观念方面,相同的政坛风气和权力运作机制下,国家工作人员有的能够自觉抵御各种侵蚀,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则经不起各种物质、精神上的诱惑,进行职务犯罪。说明外因只是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是根本。导致国有企业干部、工作人员思想行为起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传统的理想主义、道德价值观的破灭。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下海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而很多原有高高在上的国有企业干部当初所崇尚的高尚道德思想、信仰追求早已被冲的七零八落,产生的一种挫败感引发了种种消极颓废的思想。第二,数千年来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和当代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相结合,使得国有企业部分干部、工作人员失去道德灵魂,秉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法制观念不足,推动他们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在法制意识方面,有无法制观念、法制观念高低与否,将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会超出法律控制的范畴。有强烈法律意识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活动时,能处处按照法律规范行事,相反,法律意识淡漠的工作人员,往往可能因为不知法不懂法而超出法律范畴行事,甚至有些人缺乏责任心,忽视法律的威慑力,无视法律存在,明知故犯,破坏法律建立的正常秩序。例如有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有些企业间的财务问题,通过各种方式粉饰报表、粉饰太平。有的固定设备违规采购,或者违规出租土地、出租设备。对于一些重大的决定事项,不搞集体讨论、集体协商,独断专制,处处一言堂、家长制、“官大一级压死人”。这种不按照法律形式,缺乏法制意识,不按程序办事,使得经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不受到任何约束,随心所欲地设两本账、小金库、损公肥私。有的利用自己在国有企业的平台,私设公司、或者为亲朋好友的公司提供便利。

综上所述,个人思想的腐化堕落不仅是管理的外因所引起的,更重要的是内部思想起到了变化,产生了腐败的动机。


第五章 国有企业现行反腐败措施效果评析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国有企业的反腐败工作也是高度重视,预防腐败、打击腐败的力度、重视程度都大大超过以往。现行的反腐败措施主要从预防腐败、制度管理结构反腐、运动式反腐三方面进行打击与控制。可以说,每种反腐败的措施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现行国有企业反腐败措施的效果如何,本章节将通过定量、定性研究对这些措施的效果一一进行评析。

第一节 国有企业现行反腐败措施效果的问卷调查研究

1.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目前国内对于腐败测度工作、措施效果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大多数是从定性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评价的方式。社会评价机制不够健全、很多腐败、反腐败数据来源于政府部门的统计,由于腐败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使得这种腐败测度和措施效果研究的真实性令人怀疑。

为此,本文拟从问卷调查的定量角度入手,对国有企业的相关领导、中层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让他们通过主观感受当前反腐败措施效果并作出评析。此次测量采用了李科特五级量表形式,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工作感受来打分,共有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基本同意、非常同意五个级别,后期统计中,我们依次为其赋予1分,2分,3分,4分,5分。通过员工对企业反腐败措施的实际感受来判断当前的反腐败设计以及效果的评析。我们将问卷发放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国有企业中高层干部、技术岗位的员工中,这些员工因为位高权重、素质较高、也比较能够接触到企业的核心信箱,能够较为客观地对当前企业的反腐败效果进行评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72份,回收261份,有效问卷226份,问卷回收率95.9%,有效率83.1%,运用社会科学统计包SPSS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调查问卷分为基本情况和反腐败效果调查两大部分。

基本情况中,体现的是样本的情况,有性别,工作年限(分为5年以下、5-10年、10年以上),岗位(分为技术管理人员、中层干部、高层领导),教育程度(分为大学以下、大学、研究生及以上)。

在调查问卷的主体部分影响因素调查上,我们一共设计了18个问题。涵盖了涉及反腐败措施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如下:

1 国有企业反腐败措施效果评析调查表

序号

题目

非常同意

较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较反对

非常反对

1

我们企业会定期进行廉政教育

2

领导岗位、财务岗位、关键业务岗位的廉政教育频率比其他岗位更高

3

预防腐败的教育突出思想信念教育和围绕工作生活方面内容着重进行

4

我所在的企业制约监督机制全面,每年能进行领导述职、群众监督的活动,定期召开民主沟通会。日常进行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制度、纠风通报机制等工作。

5

普通员工有一定的监督权力,厂务重大事件定期公开,重要事宜按照流程操作。

6

对于敢于纠风举报的职工,企业能够通过物质、精神进行奖励。

7

对于被查获的国企领导,大多数腐败分子面临重大的经济惩罚

8

我相信反腐败制度能够制约监督对象,起到制约作用。

9

企业曾经经历过一些专项反腐败的活动。

10

企业曾经接受过专项反腐败小组的监督检查。

11

所在企业、我所了解到的企业有出现过被查获的大案要案。

12

专项反腐对于企业某个领域内的反腐比较有效。

13

专项反腐败措施长期稳定、主要依靠流程进行。

14

制度反腐败能够对企业内部的犯罪分子形成威慑。

15

当前反腐败制度的建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16

反腐败制度具有长期、稳定的特征

17

在预防腐败方面,目前的教育面更广、制度建设各个方面更加全面。

18

预防腐败的效果突出、措施执行力强。

2.调查问卷样本统计描述

2 样本描述统计表

组合/个体统计变量

人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152

67.26%

67.26%

74

32.74%

100.00%

工作年限

5年以下

63

27.88%

27.88%

5-10

29

12.83%

40.71%

10年以上

134

59.29%

100.00%

岗位

中层干部

134

59.29%

59.29%

技术管理人员

52

23.01%

82.30%

高层领导

41

18.14%

100.00%

教育程度

大学

138

61.06%

61.06%

大学以下

50

22.12%

83.19%

研究生及以上

38

16.81%

100.00%

以上是我们的样本描述统计表。工作年限方面,因为本文所调查的对象一般都在企业工作的时间较长、对企业内部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本文的调查对象样本中10年以上的员工较多、5年以下的员工以技术管理人员居多。岗位以中层干部居多,这和企业内部结构保持一致,另外本文还挑选了部分的技术管理人员、高层领导作了问卷调查,力求本文研究的多角度和客观。教育程度方面,从本次调查来看大学学历居多,这与国有企业的人员学历结构素质相符。

 

3.调查问卷的检验

在进行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前,我们首先通过KMOBartlett’s球体检验,得到KMO=0.735Bartlett’s球体检验值为812.700 P<0.001,数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适合因素分析。

 

3 KMOBartlett’s球体检验

KMO

0.735

Bartlett's球体检验

近似卡方分布

812.7

自由度

178

显著性概率

0

对问卷进行检验之后,我们对问卷采用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做方差最大旋转,得到特征根大于1的个数为3,根据卡特尔徒阶标准,抽取3个因子,统计表明这6个因子解释了81.781的变异,具体结果如表所示:

4因子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

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1

5.312

36.112

36.112

2

4.711

28.073

64.185

3

3.881

17.596

81.781

因子17个项目组成,主要是企业预防腐败措施效果的描述,我们将因子1命名为预防腐败。因子26个项目组成,反映的是企业反腐败制度以及反腐败制度的具体可操行、执行力和效果等内容,因子2我们将其命名为制度反腐。因子35个项目组成,主要反映了企业的专项反腐及其成效,我们将因子3命名为运动反腐。具体的因子载荷情况如下表5

5 因子载荷矩阵

项目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共同度

1

0.771

 

 

0.782

3

0.731

 

 

0.776

2

0.691

 

 

0.698

18

0.682

 

 

0.671

17

0.664

 

 

0.653

5

0.618

 

 

0.571

4

0.599

 

 

0.563

14

 

0.832

 

0.777

6

 

0.813

 

0.731

16

 

0.789

 

0.692

8

 

0.762

 

0.682

15

 

0.722

 

0.634

7

 

0.654

 

0.611

12

 

 

0.799

0.786

9

 

 

0.762

0.765

11

 

 

0.716

0.731

10

 

 

0.687

0.688

13

 

 

0.651

0.642

 

4.调查问卷的分析

6 反腐败措施总体效果反馈结果统计

预防腐败

制度反腐

运动反腐

总平均值

平均值

3.21

3.26

2.87

3.113

标准差

0.306

0.411

0.312

0.343

从表6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内部对于当前国有企业反腐败的各项措施平均得分为3.113,说明当前国有企业反腐败的措施效果处于中等,标准差为0.343,说明整体的差异性不大。

从各项维度我们进行分析:

预防腐败的得分较高是3.26分,说明员工对当前各个企业预防腐败所努力的现状表示基本满意;运动反腐的得分最低,2.87,说明员工对企业的专项反腐败效果表示不认可。

从标准差上分析,标准差都很小,没有超过0.5,说明大部分员工的打分区间都比较集中,不存在样本间区别导致的看法不同。

 

第二节 国有企业现行反腐败措施效果的访谈调查研究

仅仅通过问卷调查只能够从广泛全面的角度入手,对当前国有企业反腐败措施效果做出一个大致的评价,属于定量的分析。而反腐败措施效果具体如何、哪些地方存在着问题、问题的成因是什么、哪些方面的措施是优势、哪些方面又需要改进,这些通过定量分析难以界定。而面对面的半结构访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笔者结合上述的问卷调查结果内容,与国有企业的领导、中层干部、技术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界定当前预防腐败、制度反腐、运动反腐方面的问题、优势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访谈中,笔者主要与员工、领导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围绕着以下重点进行:1,企业当前的预防腐败、制度反腐、运动反腐的主要措施。2,企业当前的预防腐败、制度反腐、运动反腐的主要成效几何。3,企业当前企业当前的预防腐败、制度反腐、运动反腐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探访过程中,由于谈话内容无法预知,我们只能围绕着这个框架进行,在研究过程中,只能确定主要方面,随着访谈对象的回答而见机行事。访谈通过电话、网络、面谈几种方式。

1.预防腐败

1)预防腐败的主要做法

针对国企领域腐败领导层腐败高发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腐败工作的预防也十分重视,专门成立国际预防腐败局其管辖的范围也包括了国有企业。结合当前腐败高发的趋势和特点,现行国有企业反腐败的主要措施有:教育关键岗位人员为重点、强调制度创新与健全、控制权力主线强化监督制约。

教育关键岗位人员方面,主要针对的是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权力过于集中,领导人员放松自身要求的问题。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对预防教育方面做了以下的工作:首先,突出教育重点对象——党政领导一把手的教育,增强干部的廉洁意识;同时还将一些国有企业内要害部门、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纳入重点关注教育对象,这部分员工尽管不是领导班子,但是拥有采购、财务、招投标等重要权力,一旦放松警惕就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突出重点内容——加强理想与信念教育,构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拒绝腐败、抵御腐败的思想防线。再次,突出重点问题——围绕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突出问题进行专题教育。一旦放松关键岗位人员的教育,就意味着失去了监管,引人走向犯罪。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涉嫌严重违纪事件就很好地说明预防腐败一定要在教育关键岗位人员上下功夫,他忏悔自己的罪行时说到,自己是广东电网的一把手,位高权重的地位使得自己长期处于教育别人的地位,周边的人都不敢跟他提意见,最终经不起外部诱惑走向了犯罪。

制度创新与健全方面,主要要从以下十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健全企业内部的通报反馈沟通机制。第二,健全干部考核、廉洁考察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进行领导述职、群众述评制度。第三,重大事项通报公示,将企业内的重大经营决策事项进入到廉政管理数据库中进行监督。第四,坚持日常进行民主生活会的够工作制度,集体决策,杜绝一刀切、一言堂。第五,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和厂务公开制度,对于重大决策、重大开支、领导的福利费用等内容要在职代会上汇报说明,强化员工参政议政热情。第六,对于新提升的领导干部实行廉政沟通制度,强化新干部的廉洁自律。第七,规范干部绩效考核制度,领导班子要根据自身的工作情况、廉政建设情况在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上进行述职,接受集体的监督。第八,坚持纠风工作通报机制,坚持“谁分管、谁负责”,对于任何违纪情况要及时上报、处理,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第九,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制定管理细则和评价管理标准。第十,认真贯彻《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将廉政建设与经营指标挂钩,实行关键指标一票否决,层层落实、人人负责。

控制权力主线强化监督制约方面,要完善权力的监督机制。一般来说,监督权力机制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民主为基础,确保员工参与的广泛性,赋予员工更多的监督权力。第二,公开制度,将升迁、奖金发放、厂务重大事宜都进行公开,避免了黑箱操作滋生腐败不正之风。第三,规范流程,坚持按照流程操作。以上海公交总公司为例,将其生产经营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步骤都进行了流程设计,将流程运营的情况动态、过程、结果监督与责任相挂钩,实现了内部职能的互动、被监督和效率提升。

外在监督是内在自律的动力,国有企业近年来通过将权力阳光化的工作,制定了更详尽的预防和监督机制,使得打击腐败力度更大、一批违法乱纪案件浮出水面,震慑了违法分子。

2)预防腐败的主要成效特点

当前国有企业通过预防犯罪,取得了与以往反腐败工作有很大不同的成效,其工作内容、范围和结果都有自身独到的特点:

第一,反腐倡廉教育面更广。过去的教育主要从法律、党纪、弘扬典型、批判腐败等内容进行宣导,宣导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的领导。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开展,教育内容与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更强调预防腐败中的职业道德、理想信念、企业文化;宣导对象除了一把手,还包括了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家属、子女。

第二,制度建设内容更加全面。过去的反腐主要是通过纪委进行,现在的国有企业反腐败更强调了内容的全面性,不仅包括廉政内容,还包括了业务的管理流程。反腐败的制度与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联系更加紧密,反腐的主导者也逐渐从纪委向企业内部的行政业务部门转变。制度的更加全面使得反腐败与企业的效益挂钩更加明显,职业道德、工作纪律、业务说明都成了反腐败的关键,企业领导为了企业的发展将更有动力开展反腐败工作。

第三,监督主体与范围更加明确。过去的监督主体主要是纪委、反贪局,范围主要包括了党、国家、国有企业领导人。近年来,监督主体的范围更广,除了纪委反贪局,新闻媒体、人民群众、人大都是反腐败的监督主体。监督范围也更加明确,除了工作内容,工作外的生活作风、家属子女情况也成了监督范围。

3)预防腐败存在的问题

当前预防腐败的工作斐然,但是2013年一年就出现了超过三十名国有企业高管落马的情况,说明预防腐败工作任重道远。与党政机关预防腐败一样,国有企业预防腐败在教育、制度建设、监督管理上也有需要提升的地方。

首先,教育工作尽管备受重视,但是效果几何谁也不敢保证。中国移动公司作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历年来十分重视预防腐败的教育,每年在反腐败工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还是出现了中国移动腐败窝案:中国移动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鲁向东、副总经理张春江、终端部总经理吴唯宁、四川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和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先后因为腐败问题被带走。说明预防腐败的投入很大,产出并不一定能成正比,使得我们还需要对教育的方式、方法、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

其次,制度建设的执行力不足。制度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制度设计人员对业务不熟悉的问题,企业的纪委监察部门受限于专业性特点,难以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来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这就造成了很多制度的设置与企业的业务并没有直接关联,或者说随着业务的变化,这些制度早已不合时宜,结果往往等到问题出现了,企业主要领导才意识到制度的执行力缺失。再次,落实领导人员监督的难度较大。国有企业依然有相当数量的领导人游离在监督范围之外,企业的监督大多只能通过厂务公开、述职会等形式就进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领导有权力选择哪些事项公布,哪些事项属于企业机密不予公开,加上国有企业业务的复杂性,使得监督主体的难度、范围都远比党政机关要大。

2.制度与管理结构反腐

1)制度与管理结构反腐的主要做法

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深入持久地开展斗争,并获得实质性的效果,除了思想教育、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的常效常新之外,还应当通过制度与管理结构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以物质利益、企业制度、治理结构为手段,建立起奖励与惩罚机制,调动人民群众肃贪腐的积极性,用严惩手段对犯罪分子及其家属造成强大威慑。

物质利益方面,可以通过以下的措施进行:

级别奖励,就是对于反腐有功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并不具备有任职条件,可以通过提升一定的工资级别作为一种激励。这种激励尽管不是职位、职务上的激励,但是能通过小幅上升的工资,既起到了激励员工的作用,还增强了员工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更能够成为企业内的楷模和表率,为树立起企业内的人人反腐氛围起到促进的作用。奖金奖励,就是对反腐有功人员进行一次性的资金重奖,资金来源可以按照追回的损失结合立功大小综合考虑。对于违纪行为的,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对于贪污腐败并追究刑事责任的,按照涉案金额等比例支付给有功人员,这些资金的来源大多从犯罪分子的罚款中提取。通过职务奖励、级别奖励和资金奖励,更加有效地激励员工举报贪污腐败,将敢于犯罪的分子置于群众监督中。

经济惩罚主要针对犯罪分子及其家人,对于国有企业经济腐败分子除了纪律处分外,还要追加罚金,严重者还要入刑罚。通过重罚将家庭的资产掏空,让犯罪分子家庭回到一无所有的境地,其家人再凭自己合法劳动维持日后生计。这种处罚方式的理由基于三点,第一,犯罪分子与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具有不可分割性,非法所得对于其家庭成员而言也获得享受。第二,对于犯罪分子的监督不力,甚至包庇纵容、支持鼓励,理应受到一些惩罚。第三,罚款是国际通行的做法,适用于惩处经济腐败的案例。

企业制度方面,要强调监督主体对监督对象的监督、制约作用。通过行政手段的反腐就是群众对于腐败对象的举报,属实的情况,一定要有案必查、有案必究,并给与反腐有功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形成一个常态化的机制,达到相互监督的目的。另外,对腐败对象进行职务上的惩处奖励,如果企业内的相关人员违纪属实,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经济上、行政上、职务上的处理,触犯法律的还要移送检察院。对反腐有功的人员计入其业绩档案中,日后有其他职务空缺时,优先推荐其竞聘。

2)制度与管理结构反腐的成效

通过制度与管理结构手段反腐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有效抑制住了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势头。以2010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为例,当年一共受理了国有企业信访11034件次,同比下降了31.2%,立案查处了1127起,同比下降了11.3%

政府对不同级别的国有企业采用了分类强化财务管理,实行会计委派制度,对国有控股集团委派稽查特派员,对国有控股子公司派遣主办会计,对国有控股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会计委派制,对于其他中小型国有企业采用集中代理记账,实现了管好“钱口袋”的工作。通过经济手段反腐,有效改革了预算外资金,避免小金库的出现,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收支两条线。

对于国有企业制度与管理结构手段的反腐成效还表现在使用经济利益的杠杆调整管理层的行为取向。近年来,国家不仅对于公务机关、事业单位的三公支出、非生产性支出进行了控制,而且对国有企业的非生产费用支出、公车费、招待费、通讯费的管理也进行了改革。以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的通讯费管理改革为例,公司集团对其下属公司的2409部固定电话和1281部手机进行了专项清理,制定了管理办法,实行一机一卡制度,话费分摊到每个人身上。通过小范围的试行调整,逐步扩大到全省的分公司网点。通过半年的运行获得了显著成效,平均通信费用下降了37.9%

另外,通过对腐败犯罪分子的有案必查有助于企业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利益力量之间起到短兵相接、内部监督的作用,这正好是当前反腐工作中最需要的一种及时、有效、可行的监督方式。一旦企业制度能够起到激励作用,过往那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得到大大改善,形成“一人犯罪、大家举报,一人下台、论功行赏”的局面。

总体而言,通过制度与管理结构手段反腐,一方面加大了对潜在犯罪的威慑力,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确保经济反腐成果显著。

3)制度与管理结构手段反腐的局限性

制度与管理结构手段反腐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经济惩罚的措施设想很好,执行难度很大。很多国有企业犯罪分子在贪污了巨额公款、引起重大损失的时候,就已经将财产通过洗钱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很多时候抓获犯罪分子的时候家人已经举家逃亡海外,自己只是一个“裸官”,更谈不上罚款重奖。

其次,制度与管理结构手段反腐毕竟是一个短期效应的工具。长期反腐更需要通过综合手段,全方位进行防腐,而不能单纯只是运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控制住腐败。

再次,不利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倡的是能者上、庸者下,通过内部的竞争获得职位。而通过反腐手段打击领导反而容易引起企业内部的不当竞争和内耗。

最后,制度与管理结构手段反腐更容易导致有些上级领导由于忌惮员工的监督,反而拉拢员工,出现集体腐败。近年来,中石油、中移动出现的反腐败窝案就是上下级沆瀣一气造成的,反而会加大腐败惩处的难度。

3.运动式反腐与反腐败效果

1)运动式反腐现状

运动式反腐有别于过去的政治运动,主要是集中在某些领域的专项政治,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内部先后掀起了五次反腐整风的高潮。第一次是1982-1985年,主要集中打击经济领域内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第二次从1986-1990年,着重开展国有企业内部的整风活动和纠正不正之风;第三次从1990-2000年,继续发展内部整风活动,并且在国有企业改制高潮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制反腐;第四次是从2000年到2009年,主要针对的是反走私、反腐败并重的整治行动;从2010年至今是第五次反腐,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腐败预防。每次通过运动式反腐都是当时腐败现象泛滥后进行的一次整顿,控制手段的特点都是具有目的性、针对性和组织性的。

当前运动式反腐突出的是实效性和成熟性。

首先,运动式反腐主要突出的是明确任务、具有针对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国有企业、审计机构分别运用各种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例如20087月,中央纪委、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的精神通知》,从打击走私入手,顺藤摸瓜查办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一些具有震动、影响力的大案要案。2010年开始,为了确保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将执法人员索贿、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徇私舞弊作为查案的重点。

其次,专门成立了相关的协调机构,有组织地进行反腐控制。为了进行有效的专项整治,党中央国务院一般会成立反腐败工作小组,由一些具有反腐职能的相关责任人参加,确保反腐工作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贯彻执行。例如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打击经济领域内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各级党政机关纪律监察委员会应为此次专项斗争的办事机构,属于党内纪律问题的由党纪律监察委员会处理,对于国有企业内部重大问题要提请同级或上级党委协调处理”。

再次,针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特点,集中精力办理大案要案。具体的控制手段包括了强调国有企业党员带头廉洁自律,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抓住国有企业本地区、本部门突出的问题,刹住不正之风。再次,在复核总结过程中突出成熟性。对国有企业的运动式反腐行为进行集中检查,查看执法过程是否出现不当、不法行为。对腐败控制手段的成果进行总结,成功经验进行大力的推广,总结不足之处。例如针对土地市场、房地产等腐败高发领域,通过金融、地产联防手段进行防腐,集中整治非房地产行业国有企业开发房地产项目等活动。

2)运动式反腐的成效

运动式反腐充分发挥了内源反腐的作用、能够集中治理专项腐败、反腐措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由于运动式反腐败针对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和目的性,其反腐败效率较高,能够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较好的效果。针对国有企业当前存在的问题,集中发生的区域,开展专项整治。改变了过去仅仅依靠人民群众的全民运动反腐局面,强化了机关的职权、也鼓励了民众积极参与反腐,实现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从国有企业内部源头开始反腐,在反腐目的明确、对象明了的前提下,针对性的反腐必然产生出相应的效果。实践表明,五次专项反腐败斗争有效地抑制住了腐败的发展势头,反腐败控制手段在利用反腐资源与追求反腐效率上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运动式反腐能够集中治理腐败,由于当代中国腐败的各个阶段特点、发生领域都有所不同。国有企业所属的经济部门是腐败高发领域得到了社会的共识,对于这些日益泛滥的腐败现象以及新时期出现的特点,通过运动式反腐能够针对腐败的高发领域进行持续打击,针对某一类别事物进行打击有助于整顿国有企业的经营秩序,同时,也能够对社会反腐起到一个综合性的作用。

运动式反腐可以说是一种反腐运动的创新,首先,避免了单纯依赖人民群众力量进行反腐,突出了反腐活动的理性化;其次,运动式反腐有效发挥了相关部门、机构的职能作用,使得反腐败趋于职责化;再者,运动式反腐强调依靠国家政策法规办事,使得工作趋于规范化。因此,运动式反腐败为我们提供了新时期下反腐的新思路。

3)运动式反腐的局限性

运动式反腐败的运行在国有企业反腐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明显,能够有效抑制组织内部突出的腐败问题,很多腐败分子因此得到了及时惩罚。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只负责局部的、短期的、灵活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运动式反腐主要依赖组织单位进行,一般而言,我国的政治体制内部各个组织之间处于一种相互独立的状态。由于各个组织所代表的利益和拥有的资源不同,对于国有企业内部的反腐控制手段和措施必然大相径庭,导致反腐败效果存在一定的差距。从这点上看,运动式反腐败职能主要针对的是局部性的、少数的国有企业。对于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整体的反腐,通过运动式反腐的难度大、效果有限。

其次,运动式反腐主要依靠的是上级领导或集体领导意志进行,强调的是组织权威和成员领导,是中央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反腐的控制手段并非单纯运用法律来控制和制约,决定了这种反腐方式必然存在着随意性和专制性。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次专项反腐表明,运动式反腐败的“专项式”、“突击式”的反腐能够针对集中问题短时间进行解决,但是专项整顿一旦结束,腐败又会再次重演。而且在运动式反腐败中,受到权力化、个人化的影响非常明显,有些反腐败的惩治随意性很大,办案容易遭受干扰。

最后,运动式反腐主要基于国有企业上级领导或者维护本企业的经营秩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各个组织实施多种形式多种控制手段的反腐,例如廉洁勤政谈话、小组会议等等,这些方式阶段性、时效性很强,控制手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些手段缺乏必要的责任约束,国有企业、上级领导或多或少会考虑到维护自己利益。其次,控制手段的强制力有限,有些时候查到腐败事件却无法查处,体现出了软弱的一面。因此,运动式反腐败的另一局限性便是缺乏稳定性。

 

 


第六章 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反腐败的对策和措施的几点建议

第一节 国外公司制企业经营者反腐败的常用手段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公司制企业也同样会面临着管理层、经营者的腐败问题。通过总结一些先进国家的做法为我国国有企业的反腐败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1.韩国

韩国的现代、三星等公司接连爆出腐败丑闻,而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韩国一共有92名公司高管因为涉嫌腐败而遭到起诉,说明韩国的企业也同样面临着腐败问题,而韩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也一直很大。对于企业层面的反腐,韩国政府主要采取的方式是:一、制定反腐的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反腐工作。二、预防为先,国有企业每年都会对各个大型公司、子公司进行廉政指数测评。

目前,韩国企业的采购、预算支出大多采用银行对公结算,不接受现金。对于企业高层的个人财产实施等级申报制度,不仅申报自己的财产,还要公布家庭成员的财产,如果有发生大幅变动、或者正常收入难以解释的部分,还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监管的措施执行非常严格,采取举报邮箱的形式;另外,对于污点证人,视其立功情况给予物质奖励,20022012年的十年间已经累计发放21多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90万元)的奖金。

2.俄罗斯

早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有些人利用贿赂的方式低价购买了原苏联的国有企业,获取暴利成了新的经济寡头。腐败不仅在俄罗斯的政治层面比比皆是,也在企业经营中十分猖獗。俄罗斯企业中的贿赂、送钱、买职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大中型企业的子公司总经理以上职位标价66-90万美元,级别较低的部门经理、工程师也标价32-40万美元,这种投资仅凭工资是难以收回的,必然要通过腐败方式获取更高的报酬。

鉴于此,普京担任俄罗斯领导人期间,接连对腐败采取了重大措施,强有力地震慑腐败行为。2010年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成立了直属总统管辖的反腐委员会,规定无论是公务员或者是公司制企业负责人受贿金额在3000卢布以内的,会被处以50万卢布的罚款。数量巨大的将被处于财产没收。另外,俄罗斯总检察院也开设了网上信访接待网站,通过现代化的手段来打击各种腐败。

3.英国

尽管英国的公司制企业偶尔会曝出一些丑闻,却很少见到权钱交易和腐败案件,这和其对企业的反腐制度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密不可分。

第一,根据腐败形势、经济形势不断修改、丰富相关法律法规。早在1889年英国就出台了首部针对企业的反腐败法规,截止目前,针对企业员工的腐败行为制订与添加的法律法规条文多达10个品类。

第二,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具有实用主义特点,在公司腐败领域内出现的问题,往往制订一个法律条文、一款措施甚至一个部门来专门负责。

第三,建立多层次、多职能的反腐败机构设置。英国的反腐败机构体系有议会和议会监察专员机构、国民健保反欺诈部、地方监察部、重大犯罪办公室。四个部门负责的权限和领域各不同,议会主要对政府、大型公司集团的腐败负责,健保反欺诈主要针对普通国民、企业的医疗健康保险系统的腐败打击和预防,地方监察部对地方政府、地方子公司的腐败负责,重大犯罪办公室主要针对洗黑钱、走私案等大案要案进行打击。

第四,对于企业反腐败,以预防、防范、教育为主,兼顾反腐策略研究。英国打击企业腐败以教育、预防作为中心,将腐败的发生扼杀在苗头。

第五,运用媒体监督的有效工具。舆论媒体的监督是和政府信息透明化息息相关的,英国企业的各类费用涵盖工资、加班费、车贴、津贴、奖金等,不仅在公司内部的系统内可以调取,大型公司还需要向政府报备。确保公司的经济活动、经营活动高度透明。

4.瑞典

如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公认是世界上最为清廉的国家,不仅在于其贫富悬殊很小、社会福利高、居民收入高,也在于他们近乎苛刻的反腐措施。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7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力调取大官要员的财产状况。如今的瑞典,任何一个公民都能够调取到瑞典王室、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的资产和纳税清单,这个政策延续了两百多年。为了限制被监督对象以公司机密、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开财产信息,瑞典还专门制订了《保密法》对信息自由裁量权做了限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无论是高层还是普通管理人员,在购买大宗资产,诸如房地产、物业的时候,都要将交易细节公诸于众。1999年,时任爱立信大区经理的萨林使用了公司的公务信用卡购买了一盒巧克力,被记者追查,通过民众监督和媒体施压,最终迫于压力引咎辞职。

正是通过如此严苛的反腐机制,加之优厚的福利待遇和贫富悬殊不大的收入,使得北欧国家公民普遍不会因为贪婪而铤而走险,毕竟腐败成本太高了。

5.印度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由于贫富悬殊较大,企业领域的腐败一度也是重灾区。1961年开始,印度颁发了《个人所得税法案》,据此规定所有公民要自觉自行申报所得税,并合理缴交所得税。所有的管理者员工工资都是通过银行账户交易,租房、兼职等一切活动都要通过银行支票结算,便于税务部门和财务部门掌握情况。印度的所有银行都实施全国联网,城市内的主要消费场所也都与银行有联网机制,税务部门有权查阅金融系统的信息。从2005年开始,印度实施一套10位数的经济账户编码的监管方法,每个人拥有一个十位数编码,对于其进行的大额经济活动全部记录在册。

通过严密的金融手段监管,加大了犯罪分子的洗钱难度,能够及时发现并掌握大额资金的流向,有效控制腐败的发生。

6.美国

鉴于高盛、安然公司曝出的企业丑闻,美国颁布了《企业高管行为道德法》,后又修改了《道德改革法》,该法规定了企业高管的申报制度。申报制度包括了要报告自己及配偶的收入情况,以及受抚养子女的财产情况,按照年度进行申报。另外,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收受礼物的金额不得超过335美元,一旦超出范围必须申报。

7.日本

同美国一样,日本也曾通过《企业高管资产公开法》规定了资产项目中含有使用权的土地、房子、存款、车、船、工艺品、高尔夫会员卡等都需要申报。在职期间,如果交易有价证券超过5万日元的,需要向相关部门申报,如果交易不动产、高尔夫会员卡等也需要通过信托银行的担保。日本的企业高管信息公开透明,市民都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浏览到企业高管的资产公开情况。

8.小结

通过对国外公司制企业的反腐措施研究,发现国外的反腐败措施从财产申报、经济控制、提升激励、强化约束、加大惩戒力度方面都值得我们的借鉴。尤其是约束机制的完善,让受监督的对象没有空间没有机会进行贪污腐败;提高奖励激励因素,让受监督对象不愿腐败;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腐败成本,提升对受监督对象的威慑力。

第二节   国有企业反腐败对策探究

但凡腐败高发的领域内,必然是腐败成本低廉、收获颇丰之处。国有企业的腐败乱象也和其腐败行为的低成本、低代价相关,加之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实力更强、腐败之处更多,客观上助长了这种不良之风。成本与收益之比将直接影响经营者腐败的动机、数量与程度。

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约腐败的机制,加大惩处力度,提升腐败的成本代价;另一方面要提高腐败的成本,提高经营者的待遇和激励奖金,使之不愿意铤而走险。通过双管齐下,让腐败分子在国有企业领域一旦犯罪,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心理上追悔莫及、示范上杀鸡儆猴,付出昂贵代价的同时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建立约束机制,使之“不能腐”

腐败产生的原因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没有到位,因此,要在国有企业中遏制腐败,仅仅依靠严厉惩处往往是“亡羊补牢”的事后效应,必须优化和重构一套完整的制度,完善监督体系才能够实现国有企业腐败因素的约束。

必须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断完善管理体制,革除任何可能滋生腐败的条件。只有在体制、机制上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杜绝任何权钱交易的可能,消除经济改革带来的企业监管真空,才能起到防止腐败的作用。在优化管理制度方面,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要通过明晰产权制度、完善财务监管体系、健全企业内控、完善法人机制才能够实现国有企业制度优化。在完善监督方面,要强加对经营者的监督立法工作、理顺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创新监督手段实现监督体系的优化。

通过在优化管理体制和完善监督两个方面对国有企业约束机制的建立,使得犯罪分子无处下手,使之“不能腐”。

2.改善激励因素,使之“不愿腐”

仅仅提升约束机制并不能够达到预防腐败的效果,如果国有企业管理者、关键岗位的员工收入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过大,不仅会诱发腐败,而且会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不利于企业的长远经营。

所以,要激发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原生动力,应当多在激励因素方面予以改善。借鉴和参考政府改革和国外企业通行的情况,可以通过建立以薪养廉体系、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以及建立一套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奖励制度。

通过改善经营者的激励因素,使之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到企业的经营中,不愿意冒着丢失较好福利的情况下进行腐败。

3.完善惩戒机制,使之“不敢腐”

在预防腐败方面通过约束和激励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一定还要继续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通过重罚、重处来威慑、震慑潜在意欲腐败分子,加大腐败预期成本、减小腐败预期收益,不仅不能腐、不愿腐,而且不敢腐。

首先,要加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特点在于自下而上、随时曝光,加上如今社会化网络工具的普及,无须受到过多的干扰,是打击腐败有效的工具,也是权力备受监督的方法。其次,增强查办企业案件的能力,通过多部门、多部委的联合作战,强化案件的发现、处理、查办机制,做到有案必究、违法必查。再次,突出查办重点,对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的失职要予以严肃查处。最后,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使其因为错误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惩戒机制的完善,必然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的势头,使犯罪分子受到查处,意欲犯罪者不敢腐。

第三节   国有企业反腐败的措施建议

 1.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制

我们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铲除滋生腐败土壤和条件,在体制和机制上彻底清除腐败土壤,堵塞交易漏洞。

首先,明晰产权制度,针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清的状况,要创新建立国有企业产权组合模式,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体系,缩短委托代理层面,明确国有企业资本投资主体,确保所有者职能真正到位,有效行使产权约束功能。另外,要尽快实现产权多元化,不仅有利于融资,而且能够有利于建立多方约束机制,使得产权和利益越来越清晰。

其次,完善财务监管体系,一个企业的管理核心就是财务管理,财务管理不严必然会导致违法违纪漏洞百出,因此加强财务管理就意味着杜绝腐败发生。外部监管上,积极推进国资委向企业派驻财务总监制度,上级公司向子公司派驻财务总监的做法,财务职位由母公司派出,不受子公司监管,防止利益纠葛。内部监管上,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财务权限,建立起严格的收支管理审批制度。强化对娱乐、接待、考察等三公消费支出的管理和控制,增强非生产性支出的透明度。

再次,健全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主要有:一、规范决策程序,完善党委、董事、总经理的议事规程,坚持民主集中,杜绝一人独大。二、公开招标制度,涉及重大物资采购、工程建设、废旧处理、代理权竞标等事项,要采用比价制度。三、做好信息公开制度,通过信息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四、完善审计制度,坚持完善对企业的稽查、财务复核与经济审计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企业日常生产管理中的问题,防范腐败产生。

最后,完善法人治理体系。在当前机制上,要设计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规范标准,量化经营者的能力、业绩,坚决把不合要求者拿下。制度上,建立高级职位任期制度,对于优秀领导有甄选机制,对于不合格领导提供待岗、转岗、降职、辞退的渠道,营造一个“能上能下”的制度。国资委、政府还可以对日常经营者建立一个人才信息库,确保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提拔重用。按照公司法的规程,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机制,各司其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

2.构建国有企业监督机制

首先,加强国有企业监督立法工作,弥补法律法规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监督管辖的不足,也使得法院、检察院针对国有企业违规违纪案件的处理上有法可依。通过立法,还可以赋予相应的纪检、检察机关的地位与权力,明确审计机构、监察机构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的监督地位与作用。

其次,理顺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形成条块结合、相互配合、互相支持的工作关系。即针对国有企业的检察管理工作以地方党委检察机关为主,上级主管部门为辅,改变过去经营者仅由上级主管部门监督的局面,通过多方共同监管,实现监督的有效性。同时,要发挥企业党委的政治先进性作用,重点企业应当派驻纪检书记、监察员,积极探索监事会与纪检、审计的配合途径与方法。

再次,创新监督手段。一、建立巡视监察制度,利用各级政府、集团派遣的巡视组强化对国有企业的巡视监督,对国企经营者产生推进力。二、建立综合监督制,实现党内外共同监督、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制度,建立起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相互弥补的监督体系。完善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群众监督体制,强化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充分发挥民主监督、民主集中制的优点。

3.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激励体系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加快,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化管理机制的国有企业。然而原有的激励模式和激励机制已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积极探索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将经营团队的利益与企业业绩挂钩,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通过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激励体系,能够让企业经营者能够不会因为收入与市场线差距过大而造成不平衡,进而贪污腐败。

第一,可以通过以薪养廉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者的薪酬,与行政管理人员、普通职工的收入适当拉开距离。完善薪酬体系,建立合理科学的年薪和股权激励机制,同时维护和优化绩效考评体系、薪酬考评体系、监督体系,确立合理的经营者报酬水平,通过这些体系的优化,能够充分体现出经营者应有的价值。

第二,建立廉政保证金制,从经营者的薪酬中提取一定比例存入保证金账户,此笔款项专款专用,每到一定年限时(5年或者10年)连本带息返还个人。如果经营者在任职期间因为廉政问题违规或犯罪,则全额予以没收。

第三,建立具有激励作用的奖励制度。应当适当提高对优秀经营者的物质奖励额度,这对于促进经营者勤奋、廉洁、奉公的精神有着关键的作用,增加经营者的物质报酬也意味着加大了经营者腐败的精神成本、物质成本。

4.全方位加大反腐败力度

在对腐败的惩戒工作中,一定要全方位、高强度地建设惩罚性机制,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强化舆论监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舆论监督能够有效引起广泛监督,导致腐败者被查处,督促在岗人员洁身自好。形成社会人对管理者、经营者的监督,对腐败分子的蔑视,通过声誉手段对在岗管理人员进行监督和管理。第二,加强查处办案能力,要强化案件发现机制,加强多部门多部委联合执法,积极探索跨区域、跨企业协调办案机制,充分有效地利用办案资源,提升处理案件的反应能力。第三,突出查处办案的重点,严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失职渎职案件,查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侵害职工权益的违法违纪行为。对于国有企业贪腐高发的资产重组、产权交易、破产清算等事项,要予以高度关注。第四,加大处罚力度,对于贪污腐败、恶意侵占的非法所得要给予彻底追缴,对于造成的损失要追究犯罪分子罚金,只有达到造成“倾家荡产”的效果,才能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震慑力。

通过舆论、办案、惩处以及重点领域的关注,确保对腐败的处理实现全方位、多方面、高强度的效果,使得腐败分子无处藏身。不管什么人,一旦触碰贪腐底线,就要遭受制裁,财、权、位落空,这样才能惩戒他人,确保廉洁之风盛行。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腐败问题的研究、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研究以及腐败相关的自利人研究、权利运行机制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随后,对国有企业腐败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剖析,指出了腐败问题的特殊性和产生腐败的原因。从经济手段反腐、声誉手段反腐、运动式反腐和行政升迁反腐四个方面对当前的反腐措施进行了评析,指出各种手段的成效与局限性。最后,对国外企业经营者的反腐败手段进行了研究和借鉴,提出了反腐败的具体实施措施。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国有企业的腐败现状表现在财务混乱导致漏洞被人利用、虚报金额现象严重、违规操作很多、国企管理与官场相互勾结。这些腐败现状有其特点,表现在犯罪主体职位高、学历高、集体犯罪的情况多;职务犯罪的手段很多,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腐败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腐败的高发领域在企业的股权变更、重组兼并,优质资产的低价贱卖,非法资本运作。另外,犯罪领域内的智能化、国际化趋势也让人感到国有企业反腐的任务艰巨。

2)国有企业的腐败发生原因主要可以从管理外因和载体内因两个部分进行分析。管理外因导致腐败的因素有转型期经济体制的缺陷、治理结构不合理、监督弱化、法制不健全、打击力度有限、收入贡献不成比例六个方面。管理者作为腐败行为的载体导致腐败的因素有对国有企业改革内涵认识不清、价值观的扭曲、个人思想的腐化堕落。

3)现行国有企业反腐败措施主要有经济手段、声誉手段、控制手段以及行政升迁几个方式,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结合国有企业反腐实际情况,强调要建立约束机制、改善激励因素、完善惩戒机制三方面加强反腐败。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构建监督机制、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激励体系和全方位加大反腐败力度则是当前反腐败对策的保障措施。

第二节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本文是在新形势下的对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新研究,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创新:

第一,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现状下,着重分析了改制、转型阶段产生的新情况新形势,以及结合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一些反腐败的措施。

第二,对于盈利性企业而言,反腐败措施不仅要考虑到制度的完善,而且也要确保贡献和收入成比例,国有企业的激励体系具有竞争力。因此本文提出了一套针对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反腐败措施体系。

第三,本文希望综合运用了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结合反腐败相关理论对国有企业反腐败体系进行研究,希望通过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素材。

由于国有企业腐败情况复杂,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的要求较高,而本人学识水平有限,未能深入探讨。对这个课题,笔者也是抱着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进行了一次尝试。在研究中,有些问题针对调查者的调查是从主观感受出发来讨论的,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更加加以完善。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本文只是对当前国有企业,特别是深化改革阶段的国有企业腐败为本土的研究。如何通过量化的手段对国有企业腐败程度进行测量,并且能够及时了解需要预防和惩治的腐败高发领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笔者希望通过此次研究,能够为当前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迈进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本人今后会在日常工作中继续研究和学习此问题,并争取将研究成果用于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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